韦启瑞是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早期参加农民 运动,在领导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颂歌。
韦启瑞是广西邕宁县蒲庙镇联团村团统坡人,1900年出生在一个壮族的农民家庭。父亲韦兆驱,务农为生,母亲黄氏,生下三男三女,韦启瑞是长子。韦启瑞7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幼小的心灵就接受家长及社会给他灌输读书成名的思想,把读书视作求取功名、升官发财的至高无上的大事。而韦启瑞却认为: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学好本领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是从另一个立场上来理解了读书的重要性。于是下功夫刻苦读书,除每天跟班读书外,他每天还早早起床,独自到村外僻静的山间去做操、练拳、朗读诗词歌赋等,由于他勤学苦读,学而不倦,他写的文章常令人称赞不已,连启蒙老师都无法批改,自叹弗如,只好自行辞退。
村中父老也认为古文老师知识庸浅,确实再不能胜任教职,必须另请高明,否则将耽误自己的孩子。经过大家的商议,最后不惜重金,聘请冲达村曾到过上海读书的石老师来任教。韦启瑞如鱼得水,在恩师的教诲下,埋头苦读大量古典名著。由石老师命题,他连写了30多篇文章,其中有几篇较好的被老师贴出来,同学们争相拜读,父老乡亲们也热情点评,大家都夸赞韦启瑞的文章是邻近十村八寨无人能比的,村里人都夸韦家出了个“小神童”。
联团村历来对教育事业很重视,村里还成立村委会,每年专门召开一至二次会议,研究学校工作,村里还规定,拿出部分祖宗留下的公积田给别人租种,收回的租金资助，考上初中、高中、大学的本族学生。同时学校教师、家长凡在上课时间,只要看到学生逃学或在外玩耍,不管谁家孩子,谁见谁督促。大家都来关心教育事业,使一批批青少年茁壮成长,全村有1000多户,总人口4000多人,先后出了举人7人,当上县长的3人,武举1人,考上黄埔军官学校的5人,去日本留学的1人。
1917年7月,韦启瑞瞒着家人,一人独闯到南宁报考国立中学。在放榜的那天,他看到自己被录取了,喜不自胜,便回家筹集读书经费,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
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正赶上马列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高潮。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尤其在1924年初,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摆脱了多年失败与曲折起伏的阴影,焕发出青春与活力。1924年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1925年又先后进行了东征与西伐,荡平了广东陈炯明叛军集团,巩固与统一了两广根据地。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各种进步刊物也相继传到学校,韦启瑞是一位政治敏感性极高的人,在进步思想的推动下,他积极组织进步学生,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共产主义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党的先进刊物《向导》等,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爱国革命运动,在团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发动组织广东新学生社(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运动。由他领导组织创办月刊《新学生》,他亲自写稿、审稿、编辑、写评论文章,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对当时推动学生运动和工农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韦启瑞积极参加农民 运动,深入到海丰、普宁、清远、花县、高要、中山、东莞等县考察和了解农民 运动的情况,掌握了许多材料,回来后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得到同志们的好评。1924年他光荣地入党,同年他被选为共青团广东区委会候补委员,第二年转为正式委员。1924年7月,党组织抽调他到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一届学习。通过学习,他知道了在中国开展农民 运动的重大意义。讲习所毕业后,韦启瑞被派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负责广东中部的农运工作。
时值初冬,韦启瑞从热闹繁华的广州市来到清远山区开展民运工作,随行的还有清远县的讲习所学员叶文龙、钟耀生等4位同志。韦启瑞到清远县后,便深入乡村进行调查研究。他入乡随俗,足穿草鞋、头戴竹笠,一副农民的打扮,来到穷苦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与农民促膝谈心,访贫问苦,一面拉家常,一面宣传农民 运动的重要意义,他先后深入到石板乡、太平乡、樟洞乡、白楼乡、小秦乡等,他无论是演讲或个别谈话,都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农民自觉组织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经过讲习所同志的艰苦努力,到1925年5月,全县已成立农会的乡有:石板乡、沙达岭乡、伧洲乡、庙仔岗乡、樟洞乡、太平乡、小秦乡、白楼乡、黄猄佐乡、葫芦岭乡等,参加农会的会员达28600多人。农会还建立了农民的自卫军,由各乡农会选派精壮青年会员共330人为常备队,分驻太平、龙岗、三坊、界碑、兴仪等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队伍。在组织和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同时,韦启瑞又相应建立了党团组织。他是共青团广东区委委员,到清远县后,立即秘密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1925年1月,建立起共青团清远特别支部,有共青团员23人,韦启瑞担任团支部书记。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这两次大会联合讨论了有关工农运动的共同问题。5月1日的当天,出席这两次大会的代表同广州工人、郊区农民以及学校师生、革命军人和群众等,在广东大学广场召开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会后,全市20多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这次广东召开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7人,韦启瑞带领清远县农民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韦启瑞参加广东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来后,一方面在清远县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组织;一方面开展“二五减租”(当时孙中山提倡的合理租金比例:田主收租千分之375,佃农收益千分之625,简称“二五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当时,在清远县从事农运工作的党员只有韦启瑞、宋华、赖彦芳等3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组长由韦启瑞担任,他们以石板乡农会为基点,大张旗鼓地进行农运宣传活动,后来逐步推广到庙仔岗、上黄塘等地,使清东、清西、滨江各县,都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在开展农民运动宣传工作过程中,韦启瑞注意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入党,通过培养考察,培养出一批地方农运骨干,先后发展了钟耀初、钟耀龙、钟耀生、刘妹、刘清、陈达常、温锦成、赖松柏、黄俊廉、赖全、黄翼云等11人参加党组织,连同党小组成员共有党员14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了中国清远县党支部。韦启瑞当选为支部书记,成为清远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韦启瑞在清远县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党团组织和青妇会后,根据广东农民协会的指示,开展“二五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这是一项比较棘手的工作。而他是一位不畏艰难险阻,不畏权势的勇敢青年,是一位打不垮、拖不烂的刚强汉子。当时县城有个“捐棍”名叫温茂犹。他以1200元的白银投包全县糖捐,违反承包章程,任意扩大税率,从中牟利4000多元,引起糖农的愤恨。温茂犹平日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他仗势凌人,扣押和打骂糖农,激起糖农的公愤,为此发生争执和厮打,结果温茂犹及两名爪牙被群众打死。县护捐执警队闻讯出动镇压,拘捕农民10多人解送至县政府。县农会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在韦启瑞的领导下,发动数百名农会会员前往县政府交涉,并揭发温茂犹贪污不法行为和县执警队无理拘押糖农的罪行,严厉指出温茂犹之死是罪有应得,要求县政府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农民。韦启瑞带领农民协会会员,经过多次据理力争,在群众的压力下,县长廖伯芳慑于农会的威力,被迫下令将扣押的农民立即释放。这是清远县有史以来农民与权势打官司获胜的首例,开了历史的先河。
农运工作错综复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次打赢官司,城里城外的农民、市民无不拍手称快,欢呼雀跃。为了庆祝农民 运动首次获得胜利,县农会决定派人到广州邀请戏班来清远演出,以示庆贺。土豪劣绅林天培,是温茂犹的狐朋狗党,一贯对农会恨之入骨,他得此消息后,决定从中捣乱,立即派出爪牙以收码头捐和过境税为名,阻拦戏班渡船,船主与之争论,竟被无理扣押。县农会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与县长交涉,要求县长马上下令林天培放船放人,并将戏班送到农会。
廖伯芳见人多势众,不敢怠慢,只好按农会的要求办理。农民协会取得的节节胜利无不凝聚着韦启瑞的智谋和策略,此次胜利影响很大,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农民亲眼看到组织起来的威力,于是纷纷加入农民协会,会员数目与日俱增。
韦启瑞领导的农会与地方恶势力的斗争,一战未休,一战又起。他刚处理完清远县的事件,组织上又派他去处理“高要县惨案”。“高要县惨案”是震惊全国的一次惨案,其经过是这样:高要县于1924年夏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6月间,正式成立第一区农民协会,并筹备成立第二区农民协会。农民 运动的发展引起地方豪绅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图谋扑灭农会。
1926年1月3日凌晨,高要、广宁、德庆三县的民团、土匪、“神打团”约500多人,向高要第一区农民协会所在地岭村进攻,农民猝不及防。反动武装冲进村里烧杀掳掠,打死农民6人、重伤4人、轻伤20多人,被焚房屋30多间,被掳去生猪300多头、耕牛100多头,农民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高要县惨案”发生后,省农民协会接到高要农会的报告,当即派出西江办事处负责人周其鉴等3人,前往现场调查处理。国民政府也应广东省农会的请求,派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叶挺任团长,由营长周士第率领1个营2个连进驻高要县支持农民斗争。1月10日,革命军抵达岭村,会同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周其鉴、高要县县长共同商讨对策,确定先召集双方协商,争取和平解决。
1月11日,由会长、营长出面,召集地方民团代表开会,明确阐述了政府支持农民的立场,表示对破坏农民 运动、制造惨案者,必将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该地方绅士代表十分恐惧,同意遵令解散民团,不再向农会进攻,愿听从政府处理。县长以为万事大吉,会同革命军一起返回肇庆。然而集中在岭村一带的民团、土匪、“神打团”,并没有真正执行定下的决议,而是变本加厉购运枪支、补充弹药,扬言要继续进攻农会。流散在外的农民依然露宿山头,有家难归,在这种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危局下,农军不敢松懈,仍在附近警戒,准备随时对付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多天,形势对农民不利。
为了妥善解决,广东省农会根据现场工作同志的意见,提出了设立高要绥缉委员会全权处理“高要县惨案”的建议,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后,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央农民部、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农工厅、民政厅、广东省农民协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委员会,以叶挺、罗绮园、韦启瑞、王寒烬、张次召、周其鉴为委员的高要绥缉委员会于1月29日正式组成,推举叶挺为主席,韦启瑞为秘书长,于2月16日在伍村设立办事处,并由叶挺为团长的三十四团派出两个营的官兵前往保护。韦启瑞以特派员的身份,以国民党省党部代表的名义去处理这次惨案。
韦启瑞来到高要县后,见农民 运动领导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头与反动派进行斗争,为鼓起农民的勇气,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古往今来,从不以一时一事的顺利、挫折而论得失,仁人志士,亦不以成败得失而论英雄、豪杰,顶戴花翎不是成败的关键,忠于革命,忠于事业,正视挫折,东山再起才能取得革命成功,正所谓艰难、挫折方显出英雄本色。”韦启瑞这些话鼓起了农军的士气,纷纷组织起来,坚决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后来,韦启瑞跟随叶挺等委员深入调查,找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但地主民团置若罔闻,不予协助。绥缉委员会通知民团派代表商议,民团非但不执行调处,反而于3月5日,纠集了以“神打团”为主的武装队伍3000多人,围攻三十四团驻地伍村,革命军在农军的配合下,奋勇抗击十倍于己之敌。激战数小时,歼敌四五十人,“神打团”被迫撤退。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仍盘踞在罗键一带,还派人调集广宁、德庆的“神打团”来攻打绥缉委员会。此时,叶挺团长又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前来支援,革命军于8日开始攻克罗键。火攻至晚,敌始不支,完全散去,两场战斗,大挫地主民团的凶焰,使他们不得不按照绥缉委员会的决议办理,并达成协议,地方从地租中扣出5万多元,作为赔偿农民的损失,民团及“神打团”的枪支全部被收缴,交给高要县农民协会保管,并将大地主卢所川、赖农、陈鉴波、梁荣帮扣留查办,余下工作由韦启瑞处理。韦启瑞身为绥缉委员会秘书,上传下达,常进行调处,处理压制农民事件一桩又一桩,花费了不少心血和精力,为农民 运动工作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韦启瑞参加革命后,远在他乡长期从事农运工作,父母都为他担忧,这是人之常情。可他为了革命,忠孝难两全,只能顾大家而舍小家,不能时常回家侍奉双亲颐养天年。自他考上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进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先后只回过家两次。一次是在春暖花开,万木争春的时节,当时村里人还以为他在外闯荡了几年,发了财或是捞上一官半职衣锦还乡了,可他还是和在家里时一样,穿着朴素,没有一副官架子,不仅到穷苦人家访贫问苦,还到“乞儿帮”去谈天说地,把自家的钱粮拿去周济他们。
他还和青年们谈理想、谈前途,和众乡亲谈广东农民 运动情况,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把在广东的所见所闻说给乡亲们听。他说,祖国的锦绣河山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着,他们在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和驱使下,连年混战、兵连祸结,弄得中国乌烟瘴气,暗无天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我们这些待在穷乡僻壤的年轻人,耳目闭塞,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看不见南方的一线光明,所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周围的一片黑暗,劳苦大众窒息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他热情洋溢的讲话打动了在场的许多青年人,他对乡亲们说,今后祖国繁荣富强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你们就可以点灯不用油用电,种田不用粪用化肥,下田耕作不用牛用机器;人能像鸟儿一样,坐上飞机,不到一个钟头就飞到广州了,将来中国还会用上电气化、实现科学现代化,到那时农民不愁穿,不愁吃,过上美好的日子,大家听后很受启发和感动,都说他经过几年的闯荡,见多识广,肚子里学问多,不愧是韦家宝地培养出的栋梁之材,是村里的骄傲。
在他的开导和影响下,联团村先后有韦启廷、韦启斌、韦启林等青年考入黄埔军校。韦启孙还到日本留学,学会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投降时,曾在香港审判庭上当远东军事法庭翻译员。韦启瑞的父母亲关心他的婚事,想在附近村找一位女子给他婚配,以成家立业。他笑着对双亲和乡亲邻里说:“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社会讲究文明,如果哪个女子敢和我手挽手走过池塘一圈,我就与她结婚。”说得大家笑了起来,人们称他是讲文明的当代青年,从此家里也不再向他提出结婚的事。后来他耐心地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临走时,把自己已在清远县工作时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好妻子并成了家的事告诉了母亲。
说来这段姻缘也有一段历史。他在清远县搞农运工作时,常到一所学校串连,结识了黎康一老师,韦启瑞出众的才学、崇高的品格及精明干练的工作能力,令黎老师钦佩。两人常在一起攀谈家事、纵论国事,憧憬着革命的发展前途等,两人志趣相投,于是遂成知己。当时县妇女解放协会的年轻女干部阮馨婵常到该校作客,黎老师见两人年纪相当,且男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遂有心牵红线,撮合他俩。
阮馨婵时年19岁,已是如花的季节,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在那个年代,正是婚嫁的年龄,何况她长得如花似玉、落落大方,多少痴情男子向这位出水芙蓉般的姑娘投去爱慕的目光,渴望她能抛出绣球。但是姑娘自有择偶的标准,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汉,可是一会儿将要见到的男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她心中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心里有些慌乱。
正当她忐忑不安的时候,房门开处,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儿跨进门来,他笑容满面地和她握手。阮馨婵和韦启瑞刚一接触,一股暖流便传遍全身,脸上立即飞起两朵红云,心“突突”地跳,然后羞涩地低下了头。他们从相识到相谈,当晚谈了许多许多……自此以后,他们来往甚密,在一起工作时相随相伴,谈理想、谈前途、谈人生,双双坠入爱河,很快组成了家庭。韦启瑞奔波劳碌,颠沛流离,总算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家。阮小姐颇通翰墨、知书达理,不但有大家闺秀之贤,且有小家碧玉之慧,她勤理家务,孝敬高堂,和睦邻里,韦启瑞工作在外,因处战乱年代,常险象环生,神出鬼没,有时过家门而不入,阮馨婵并不责怪,毫无怨言,堪称一位贤淑的媳妇。
韦启瑞在家住不了几天,就匆匆忙忙赶到清远县工作,因为他身居要职,负责这一带的农运工作。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在肇庆、花县、高要县、清远县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做农村调查,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自卫队,处理压制农民的事件,不论工作大小,他都要亲自过问。韦启瑞是一位能文能武的热血青年,他除了积极做好农运工作外,还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撰写关于农民 运动的文章,为了系统总结农运的经验,他以5000字的篇幅写了《河东高要县六区农运之经过》一文,刊登在国民党中央执委农民部编印的期刊《农民 运动》第13期上,对推动广东农民 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5月,随着广东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广东省又召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参加的代表有214人,代表全省49个县的农民协会,还邀请了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和一些省党部农民代表参加,是广东规模较大的一次盛会,韦启瑞和彭湃、阮啸仙等13人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所向披靡,连克长沙、南京、武汉、上海等大中城市,革命军势力席卷长江中下游。正当革命风暴风驰电掣,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对党员实行清剿,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致使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蠢蠢欲动,态度嚣张,横行乡里,农运工作转入低潮,广东农民协会被改组,各地农民组织被解散。韦启瑞面对险恶形势,坚持革命到底,当时他留守广东肇庆,被任命为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他工作尽忠职守,不为反革命叛变所动摇。
4月13日晚,韦启瑞刚在广州参加完省农民协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便马不停蹄地赶回肇庆,准备由他主持召开的各县农协秘书会议,部署和安排各地农协应变工作,但此时反革命分子已举起屠刀,率先下手。4月14日晚,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肇庆文帝庙一省农协会西江办事处,韦启瑞为掩护革命同志突围而不幸被捕,并被秘密地押解到广州南石头监狱,数天后在江门市惨遭敌人杀害,其时年仅27岁。
韦启瑞同志矢志革命,屡遭劫难,然而凭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巧斗顽敌,化险为夷,渡过了不少难关,为党、为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牺牲后,党组织给他家寄去抚恤金。
韦启瑞是大革命时期农民 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广西著名的革命烈士之一,在广西烈士陵园展示有他年轻时代的肖像和史实资料。解放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追认韦启瑞为革命烈士,为纪念他的光辉业绩,联团村的乡亲们为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将每年旧历10月16日定为纪念日,以纪念这位有功之臣。每年的这一天都举行纪念活动,人们为他赞诗一首:“风雨苍黄十多载,一腔热血洒神州。敢抛头颅换日月,不朽芳名万古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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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1 22: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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